刘启的儿子刘彻于纪元前一四一年即位，在宰相卫绾的建议下，于次年（纪元前一四○年）举办一次全国人才总选拔，为国家选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国家管理人才，由皇帝亲自考试。刘彻那一年十七岁，正是一个只欢喜游荡的大孩子，这考试当然由卫绾代表作主。卫绾是儒家学者，儒家学派人士遂天经地义地被认为是唯一的国家管理人才。一位专门研究《五经》之一《春秋》的博士董仲舒，在他的万言试卷中，攻击其他学派全是左道旁门，邪说妖言。他建议：“凡是不在《五经》之内的著作，以及非孔丘所传授的书籍，应一律禁绝，不准流传。”卫绾把他列为第一名，亦即皇帝把他列为第一名。
董仲舒的意见，既然经过皇帝采纳，那么便成了国家的政策。于是，一个重大的巨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
第一，祭祀部（太常，即奉常）之内，所设的“博士”官职，原来由各学派人士分别担任。此后只有儒家学派才能充当，而且限制范围，只能研究《五经》。其他学派人士，全被驱逐，儒家遂独霸学术中枢，定于一尊。其他学派的著作既被政府长期的视为“邪说”、“妖言”，禁止阅读研究，遂逐渐从知识分子脑海中消失。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一家中只剩下《五经》。儒家思想遂成为皇帝钦定，中国唯一的正统思想。
第二，儒家学派在祭祀部（太常）之下，创办国立大学（太学），由博士担任教师，传授《五经》和孔丘的思想。学生由国家供给费用，只要被认可研究毕业，即被任命担任地方政府的官员
。不但是平民进入政府的唯一途径，因而增加知识分子对儒家学派的向心力，而且久而久之，儒家学派布满了各级政府，成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儒家系统。
第三，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手段是礼教，尤以丧礼占首要地位。那种连纪元前四世纪孟轲时代都行不通的三年之丧，此后却逐渐推行。一个中国人，他一生中要有六年的时间，不允许作任何事情，只能每天悲悼他的父母。除了这个最严重的一环，其他跟着而来的礼教，更多如牛毛，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一生都为此紧张。有些项目，像“避讳”之类，简直使人不堪负荷。
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思想时代，比道家思想时代——黄老政治，更多出五十倍的时间，直到纪元后二十世纪，因受到崭新的西洋思潮的冲击，才告衰退。所以，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必须随时注意到，中国历史是在儒家思想——复古和保持现状的实践之下。
黄老政治带给当时中国空前的繁荣，虽然黄老政治终止，但繁荣仍在。仅以马匹而言，○○年代时，宰相只能坐牛车，皇帝当然有马车，但想要四匹颜色相同的马，都找不到。可是五十年代时，中央政府仅养在首都长安的马，就有四十万匹。民间大街小巷，处处是马，而且竞争着只骑雄马。对不可一世的匈奴汗国，反击的时候已到。
中匈两国之间，由于和亲的缘故，边境久久没有大的冲突。当中国反击行动于六十年代开始时，采用的是诱敌先发的策略。前一三三年，大将（将屯将军）王恢统军三十余万，埋伏马邑（山西朔州）左右山谷之中。马邑豪民聂壹，跟匈奴一向有商业上密切的往来，他把两个死囚的人头悬挂在马邑城门上，告诉匈奴间谍说，他已把马邑首长杀死，请匈奴乘虚进击。军臣单于信以为真，亲自率领十万骑兵，从武州塞（山西左云）入境，直指马邑。行军一百余公里，距马邑尚有不到一百公里时，只见牛羊遍野，不见牧人，感觉到有点异样。于是攻陷附近一个塞亭（降望台），俘虏了一位雁门郡（山西右玉）的官员，要杀他时，那官员泄露了全部机密，军臣单于大惊说：“是天老爷把你赐给我们。”把那官员封为天王，急令撤退。中国毫无所获。
这一场阴谋奇计，虽然落了空，但中匈两国五十年之久的和睦邦交，从此破裂。匈奴汗国又恢复从前那种大规模的侵略行动。可是，形势已不是从前，中国的反应十分严厉，立即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
马邑之谋四年后（前一二九年），大将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分别出上谷（河北怀来）、代郡（河北蔚县）、云中（内蒙古托克托）、雁门（山西右玉）四路进击。明年（前一二八），卫青与另一大将李息分别出雁门、代郡进击。又明年（前一二七），卫青、李息再出云中向西迂回进击，这一次开始有大的收获，匈奴大败，中国再度把匈奴驱出河套，就在河套沙漠与黄河之间，兴筑朔方城（内蒙古杭锦旗北）。三年后（前一二四），卫青率六位将领，分别出高阙（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南）、右北平（内蒙古宁城西南）、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三路进击，深入匈奴汗国三百公里，俘虏小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人，牛羊数近一百万头。
明年（前一二三），卫青再率六将领出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进击。这一次中国吃了败仗，大将苏建所率领的三千人骑兵团，全部覆没。另一大将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