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儿倒是希望陈星再和小北打一架。他们猜测，艰苦锻炼的陈星已经有了更加可怕的战斗力，一拳下去，不要说小北，就连一头驴都会筋断骨折。
但是陈星没有让群众们的愿望实现，每天一放学，他往肩膀上一扛，头也不回地走了。他离开的架势，好像即将踏上一段千里万里的流浪之路。
回到家里，孤独的味道却更浓了。其实，在学校的孤独并不是真正的孤独，那只是孤立。即便你被孤立了，也有人在看你；而且往往因为你孤立，看你的人反而多了。被孤立有时候倒是一种享受。但家里的孤独是真正的孤独。
陈星的父母都在一所区属图书馆工作。可以说，他们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坚守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格的知识分子。当然，这种坚守也是被迫的。他们没机会和上面的人勾结，也没资格受到下面的人同情。他们的清高是真清高，悲愤也是真悲愤。
为了缓解工资条象征的拮据，陈星的母亲还g了一个本不该是副高职称g的活儿，她每天晚上去一个中学课外辅导班上课，讲初中语文。而陈星的父亲分属图书馆党史研究办，假如有专业的话，则是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腰肌劳损，他基本什么家务活也不能g，只能坐在沙发里看电视。他不看电视剧，也不看综艺节目，而是习惯一遍又一遍地复习各个电视台的新闻。长此以往，他对每个省份的社会现状都有了广泛的了解，对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大事则有更深刻的了解。比如一颗巴勒斯坦的炸弹，会随着电视遥控器在他面前爆炸五次。
看新闻时，父亲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不语，双眼目视前方，那表情既像在看，又像什么都不看。他也几乎从不运用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那些新闻做出评论。这其实就很不像一个知识分子了。
只是别让他喝酒。一旦父亲的手里握着一瓶“牛栏山”牌二锅头，他的眼睛就睁大了，额头也放出了光芒，有时甚至会不顾劳损的腰肌，一下子从沙发上弹起来。对于正在发生的新闻，他也要做出评论了——只不过，那些话仍然不符合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常常是“什么玩意儿”、“这些狗娘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