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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1月5日江桥一战成名，全国各地人民、各界人士、爱国学生寄发的电文和慰问信，尤如雪片飞来。各界慰问团携带各种慰劳品，甚至赶着猪、牵着羊或怀揣现洋，奔赴前线，慰问马部全体官兵。北乎抗日救国会专门发来电文说：“此次暴日侵我黑省，举国同愤，将军保土卫民，孤军血战，忠勇义烈，钦佩莫名，尚祈整饰军旅，继续奋斗，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上海《生活周刊》在发给马占山的专电中称：“奋勇抗战，义薄云霄，全国感泣，人心振奋。”当时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诗人陶行知写了一首《敬赠马占山主席》诗：

“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

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更令人称奇的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马占山抗日情形所感动，特制了“马占山”牌香烟，竟然一时畅销全国。老板当即派人向黑省运去几车烟，慰劳马占山的抗日勇士。

世界各国的报刊舆论，对江桥抗战也大加评论。《京津泰晤士报》社论中说：马占山是“在充满灾难的中国里，中国高级官吏堪称道仅有的一人……”来自四面八方的慰问电和声援信，把马占山誉为“抗日英雄”。

马占山身为旧军人，不缺钱也不缺势，但他在以往的内战场上，唯独得不到国人的赞誉和支持。今日江桥一战，却令他声名远播国内外，这是他作梦也难以想到的。但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江桥一战，使其一生都罩上了抗战英雄的光环。1938年8、9月间，当他借道陕北前往重庆时，在陕北受到了毛泽东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毛泽东高度赞扬马占山积极抗日外，尤其对其江桥抗战赞不绝口。

江桥，是马占山的成名之地。江桥，也是中国军队回击日军大规模进攻的第一块阵地。蒋介石想不到、亿万国人想不通，中国军队的正式抵抗始于远离内陆的黑省边陲，而第一个打响抗日枪声的竟是貌不惊人、“胡子”出身的地方将领马占山。

马占山敢为别人而不敢为，名垂抗战青史！

黄浦江，中国军人请你作证

1932年年初，漫天飞雪弥漫了整个东北大平原。寒风呜咽，人语声悲，东北广袤的黑土地迎来了一个格外寒冷的冬天。天冷，人心更冷。

“九？一八”事变3个多月过去了，在国联软弱无力的调解声中，中国东北像是在一个巨大的泥沼中挣扎，越陷越深。不出百日，白山黑水丰硕的土地一块块落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东三省沦陷，致使中国山河变色，日月无光，整个中国人都感到陷入了漫长而痛苦的黑夜中。

1931年11月末，蒋介石在国内、党内汹涌而来的内外压力下，通电下野。他的下野，应该说与东北中国军不抵抗而导致沦亡不无关系。但蒋介石在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这么多年，国民政府上上下下几乎都留下了他的痕迹，蒋介石下台后，中国仍在旧日的政治航道上徘徊，往来奉化溪口的电文仍标示着蒋介石至高无上的地位。

仅仅1月，孙科发自南京的邀请电便结束了蒋介石闲居故里的生活。而导致国民政府出尔反尔的原因又是因为日本人。

日本人得寸进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显然助长了日本人扩张中国的气焰和野心。身在中国的日军自不必说，就是日本国内的军人和右翼势力也借机排挤、攻击那些反对战争的内阁要员、军中“稳健派”将领，使加速扩张的声势越来越大。日本内阁定下的“不扩大”方针早已形同虚设。

至1931年下半年，日军在继续征服东北的同时，又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地寻衅滋事，其中在上海的活动大有不压服中国人不罢休的势头。

1932年1月中旬，潜入上海的日间谍川岛芳子伙同日军特务机关的田中隆吉少佐，打砸焚毁中国商店，并杀死杀伤3名中国警员。与此同时，日本海军战舰30余艘驰入黄浦江，数千名陆战队员在上海登陆。而日本驻上海的最高代表村井领事却反诬一口，并无理要求上海市政府封闭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和《民国日报》。

此时，疯狂的征服欲不仅使日本人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风度，外交官竟也如此不顾公理、不顾尊严。这其中缘由，既有这些日本人身后的战舰和军队，也有国民政府无止境的退让而助长起来的邪恶。

1月26日，在上海市政府还未作出答复的情况下，日方再次发出更为严厉的“哀的美敦书”，限令上海政府对村井的要求做出答复，否则将自由行动。

杭州烟霞d，一门心思准备再度出山的蒋介石对汪精卫、孙科等忸怩作态地表示道：“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呈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

蒋介石回乡一月有余，对日妥协的意志却丝毫未改。

但蒋介石要妥协，日本军人却未必答应。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答应了日方提出的要求，于限期内封闭了上海抗日救国会。村井y笑着答应了，但身后却又走出了日本军人、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盐泽以日本军人目空一切的姿态发出通碟，限令中国第19路军立刻退出闸北，让日军进驻。

日本人并不领妥协者的情，公然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无耻要求，吴铁城意识到事关重大，当即电告南京请示。